在相模原醫院接受手臂手術

相模原医院是一栋虚有其名的简陋小屋。虽说战争才刚结束，但食物全是用玉蜀黍做成的椭圆麵包，硬得甚至可以拿来扔墙壁当球玩。

医院变得就像伤病兵宿舍。我先办理伤病兵手续，在那儿住了几天，然后决定回境港的父母身边再说。

可是，父母还不知道我失去左手的事。我心想就这样突然回去，可能会吓到他们，应该先写信通知一下，可是又觉得写信很麻烦。为求一目了然，我用明信片画了缺一条手的自画像寄去。

因为有许多人战死沙场，我觉得自己缺了一条手臂不算什么，所以是怀着轻鬆的心情画图告知的，但对父母来说，这似乎是个极大的打击。

继明信片之后，就该本人登场了。我回到故乡，才知道母亲为我担心死了。

我本来就是个吊车尾的，现在甚至没了左手，父母非常担心我要怎么活过这战后的混乱时期。

某处的离岛有灯台看守员的工作，不必跟人打交道，应该可以胜任吧——他们认真地为我谋差事。

可是，或许是在南方待傻了，我对凡事都看得很轻鬆，觉得世界无比光明。此时，一向有些古怪的父亲说起怪话来：

「阿茂从以前就是个大懒虫，在得用两手工作的地方也都只用一手做，事到如今就算只剩下一只手，也没什么差别吧。」

一阵子后，有一天我开始觉得身子热呼呼的，原来是发烧了。附近的医生诊断说应该是疟疾的后遗症，但没多久就开始拉肚子，结果是得了伤寒。我急忙住院，休养两个月才总算痊癒。

既然都要生病，干嘛不在我待在相模原的时候发病呢？这时我接到了相模原医院的连络，说轮到我的申请了，叫我去接受处理手臂截肢处的手术。

待在乡下也不能做什么，于是我决定上东京去。

我要接受的手术，是把露出断面的骨头重新包裹起来。因为在野战医院的时候只能进行应急处置，所以事后还得再接受一次手术。

不知道是不是麻醉得不够，手术过程很痛，但复原得很顺利，十天左右我就完全恢複健康了。

人一健康，就动不动肚子饿，开始想吃东西。而且，我本来就得找工作才行。因此我在医院赖了一阵子之后，便开始当採买商。（注：二次大战结束后，由于粮食不足，很多都市人会到乡下去购买粮食。）

我去千叶买米，然后拿到东京卖，一次可以赚到五百圆左右。我用那些钱在新宿焦土的黑市买了豆腐渣寿司（当时米是管制粮食，这是在豆腐渣上放寿司料做成的寿司）来吃。豆腐渣寿司十个十圆，所以五百圆就可以大快朵颐，饱餐一顿。

后来，我也渐渐开始从上野搭客满的火车前往东北。火车挤得要命，下半身都快从连结器的缝隙挤出去了。火车不停地行驶，往下一看，右脚尖下十公分的地方，枕木正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往后移动。万一就这么滑落下去，包準没命。但因为火车实在太挤，上半身被乘客的身体紧紧夹住，所以我没有掉下去。现在的电车尖峰时段虽然也很惊人，但当时的火车更挤。

好了，脱离危机，我来到下大雪的东北，没想到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——我的宝贝钱包不见了。我所有财产都在客满的火车里被偷走了。别说採买，连回去的路钱都没了。我无计可施，卖了外套（当时物资缺乏，什么都能卖），狼狈而归。这下我终于了解到以採买为业实在太冒险了。

有个在医院当义工的四十多岁女校女教师，是个基督教徒。听到我在东北冒险旅行的事迹，就说採买是不道德的工作，还说如果我要当画家，就不应该有閑工夫干这种事，她可以介绍我一个好地方。

她介绍我去的，是一个叫「人道美术研究所」的地方。是由雕刻家本乡新所主持的。

课程一开始是素描裸女。我开心地努力学习，但没多久就变成素描「裸男」了。

当时是寒冷的季节，由于战争刚结束，暖气都得靠烧柴，连柴薪都得靠大家合力提供。但我就像先前说的，在南方待傻了，没把它当一回事，所以完全没带柴薪来。柴炉必须不断地添柴，本乡老师就在那里不停地添柴火。我悠哉游哉地窝在炉旁烤火，惹来老师大骂：

「你什么忙都不帮吗？！」

我赫然惊醒，却只是一脸诧异，发出一声分不清是回话还是喷嚏的「呼哇」怪声。其他学生像要打圆场似地帮忙添柴，我和老师就这样闷不吭声，无事过去了。

因为我这副德行，所以到天气转暖的时候，就离开研究所了。可是，我想上美术学校。为了进美术学校，还是得找到工作才行。

凑巧的是，直属于医院的染坊正在招募画染布图案的见习工。为了方便继续住在医院，我立刻去应徵了那份工作。但我在这里也发挥了南方傻性，干出把圆形画成椭圆形等傻事，不拘小节。只不过因为我还是见习工，所以被宽容地看待。

我找了一下有什么美术学校可念，发现有一所叫「武藏野美术学校」的地方正在招生，资格只要中学四年修毕。旧制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，是五年毕业，但也有读四年便视同毕业的制度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除了小学高等科毕业以外，其余学历全是退学和中辍。大阪夜间中学也只上到三年而已（夜间中学是四年制）。

可是，我心想总有办法，便先回去境港向父母报告，又弄到了一点军资和鱼乾。

这是个物资缺乏的年代，所以鱼乾非常珍贵。我家因为是在岛取县的渔港，才能弄到鱼乾。我在回东京的途中绕到大阪去，前往大阪夜间中学。

我去找经常叫我罚站的老师，拜託他：

「我想进美术学校，请开中学毕业证明给我。」

「不行啦，这实在没办法啦。」

老师莫名具有道德感。我于是亮出鱼乾。

「就算你拿鱼乾钓我，这事我还是怎么样都办不到啊。」

「修完夜校三年，就跟修完日校四年是一样的，有什么关係嘛？」

「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样的话，唔，三年还是四年都没差吧。」

我拿到证明书，去办理了美术学校的报考手续。

美术学校这名号听起来响亮，校舍却像乡下地方的小分校。（现在已经成了武藏野美术大学，非常宏伟，有许多优秀的美术界人士从这里毕业。）多得吓人的考生全都涌进这里。我原本就是个脱队生，现在又多了南方学来的傻性：心想「这下准没望了」，但不晓得面试官是否误会我只有一只手却立志向学，精神可嘉，我奇蹟似地获准入学了。

缴了学费、开始上学之后，医院直属的染坊倒闭了。

这下子即使能上美术学校，我也会饿死。光靠医院配给的玉蜀黍麵包实在无法果腹，我正饿着肚子，同间病房里绰号叫「马哥」的长脸时髦汉，邀我上教堂去。

「教堂有很多可爱的小妞唷，嘶嘶嘶嘶。」

他的目的是把妹，但我才不管什么可爱小妞，我要的是食物。想到枯坐病房也不会有食物从天而降，于是我决定先去看看再说。

马哥说的没错，有许多小妞来上教堂。但是对我来说，牧师会分马铃薯给大家，比小姐来得有魅力多了。教堂似乎是在实践基督教的灵肉救济信条：必须先满足肉体上的饥饿，才能满足灵性的饥饿。

我高兴极了，就像在南方的村子要到食物时那样大口大口地吃着。

后来，我去了好几次教堂。当时没有多少人肯给我们这么多帮助，我到现在依然很感谢那位牧师。

教堂没活动的日子，我就待在病房里发獃。

有个跟我一样只有一只手、叫熊谷的大叔说：

「有秘密集会唷，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是意图颠覆政府的秘密结社吗？我出于好奇前往一看，那是一个叫「新生会」的组织，办公室在青山的陆军兵营旧址。

说穿了也没什么，这个秘密团体只是想要组织一个撤退者及伤病兵的抗争团体，好向国家索求援助，格局小得寒酸。

会长是个四十开外的小矮子，一样是独臂侠，说要佔领附近一栋烧毁的大楼做为办公处。我就在不知不觉间被算成了会员。

会长秉持一天吃一颗鸡蛋才能维持健康的信念，因此我们这些一般会员，每星期都被派到会长的老家茨城去拿鸡蛋。

会长在茨城的老家，只有他的老母一个人住。

「我是府上少爷派来的使者。哎呀，您家少爷真是出人头地啦，现在可是新生会的会长了吶。」

听我们这么说，会长的老母便乐不可支：

「我做味噌葱给你们尝尝呀。」

味噌葱就是用味噌拌过的葱段，会长的老母做了一整罐给我们。当时无论是葱或味噌，都是难以取得的贵重物品。我们因为太高兴了，三个人把它瓜分得一乾二净。后来每次只要去茨城，就会上演这么一齣戏：

「您家少爷实在不得了呀，再怎么说都是会长大人了嘛。」

「我做味噌葱给你们尝尝呀。」

一段日子后，会长终于宣布：

「我们要佔领大楼。」

几个人鱼贯出发，结果这场佔领行动，只是进入耸立于寒空中、没窗没门的火灾后大楼，然后铺上草席睡觉罢了。后来会长说大楼很冷，自个儿跑回不晓得在哪租的公寓去了。几乎都是我们两、三个人守在那里生活起居。

虽说睡在那儿，但因为是连窗户都没有的可怕火灾后大楼，所以我们用残余的铁板之类的东西封住窗户睡觉，还是冷得睡不着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们三更半夜听到古怪的脚步声，吓得不敢吭声，以为闹鬼了，没想到却有人轻轻地推开了门。

原来是一个美国大兵跟他的女友。他们来跟我们借草蓆。我们想说区区草蓆罢了，便借给他们，二、三十分钟后他们便拿来还，还送我们香烟。

「哇！是洋烟！」

我们忍不住惊叫。

几天以后，会长不晓得从哪里拿了许多篮子过来。他说这是会里的财产，总是带着篮子去蔷麦麵店，以抵押面钱。

这栋大楼，好像是属于东京都交通局的。

听说只要出七十万圆，东京都就愿意转让权利。当时的七十万圆，都可以盖三、四栋房子了，我们实在不可能拿得出来。政府说中央区的月岛有撤退者的宿舍，叫我们去那里，我们终于被赶走了。正好那个时候，我战时担任海军大尉的哥哥成了战犯，军方说他们不应该在新几内亚下令处死B29的机员。哥哥的长官战死了，所以责任由他来扛。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