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讀 罪與罰的掙扎

大学时，有一位朋友寄信给我，痛批现在司法体系对犯罪的刑罚太轻，性侵女性动辄只判个五、六年有期徒刑，开车撞死人也才判个两年不到，他认为什么刑罚是对于犯罪者的教化云云，全都是乡愿说法，只是「你们」这些蛋头法律人自以为高尚的空中楼阁，保护犯罪的温床！

当时才念大三、连刑事诉讼法都还没读完的我被这一封万言书给痛骂了一顿，一则是莫名其妙，一则便是发挥蛋头法律人的原始天赋，马上回了一封比他还要长的信，洋洋洒洒地援引了我当时所知的犯罪学、社会学、刑罚理论等等，告诉他犯罪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、刑罚并不能弥补犯罪的损害、将受刑人再社会化才是现代国家应该採取的手段。

那位朋友隔了很久才又回信给我，但这回只有两行：「若是你的女朋友被强姦了，你会怎么对待那个强姦者？」我在电脑前愣了很久，然后很诚实地键入：「我会宰了他！」

这正是东野圭吾在《彷徨之刃》一书中所要探讨的议题。

东野圭吾，一九五八年大坂府大坂市出生，大坂府立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，曾一度赴日本电装担任工程师，一九八五年以《放学后》一书赢得第三十一届江户川乱步奖之后，随即辞职成为职业作家，之后便以每年二到三部的作品的速度持续创作。不过东野的创作道路一开始并不顺遂，他朴直的笔调与以动机为中心的故事架构，与当时日本正风行的「新本格派推理」（着重华丽的文词描写与不可思议的诡计）似乎有段距离，因此虽然东野所推出的作品销量不差，但始终离「畅销」有段差距。同样地，在文学评论上，东野的作品虽屡次入围直木奖、吉川英治新人奖等文学奖，但却始终与大奖无缘。一直到一九九九年，东野圭吾以《秘密》一书获得第五十二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，并再次创下十万本的销售佳绩后，他的作家之路才真正进入坦途，二○○六年所推出的《嫌疑犯Ｘ的献身》不但横扫了日本所有的推理文学奖项，更获得大众文学代表奖头直木奖的肯定；他的作品如《[email protected]》、《白夜行》、《侦探伽利略》等也被陆续翻拍为电影或电视剧，将东野圭吾的创作生涯带上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东野圭吾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他简洁的行文，如上所述，不同于当代新本格推理作家惯用的华丽笔法，东野总是以白描的手法，细腻而精确地描绘出场景与人物，这不但不减损作者对故事氛围的营造，反而加强了故事应有的节奏感。同时，这种简约的文字风格，也让东野圭吾能自由变换于各种不同的故事风格之间，举凡幽默逗趣的《超！杀人事件》，到深沉至令人颤慄的《恶意》，东野圭吾总是一再地挑战不同的领域，也一再地使读者感动。

《彷徨之刃》为东野圭吾二○○四年所推出的作品，故事以两名青少年对少女进行性侵害为核心，对于现代司法制度提出质疑。诚如故事中所不断重複的概念：这两名青少年将女孩当成性玩物，但在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保护下，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公开，他们也不会被处以重刑，可能在少年监狱中关个几年后，就可以获得假释，然后可能在社会上再度犯案。法律真的可以制裁犯罪吗？或者说法律是对犯罪的一种保护？当执法者（警察）面对犯罪者与复仇者时，手上那柄正义之刃，又应该要劈向哪一方呢？

诚如前述我那位朋友在信中所批评的，《彷徨之刃》所要强调的，是一个处于现代国家、安分守法的公民所面对的疑惑；就像港片「无间道２」的开头名言：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造桥铺路无尸骸。」在现代越来越讲究人权、程序正义的司法体系中，似乎只一味强调对被告的人权保护，但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委屈，却始终被排除在法律考量之外；刑度明明就已经够轻了，动辄又放宽假释标準、发动减刑，人权团体更整天嚷着要提高监狱中对受刑人的待遇，废除死刑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，好像从没考虑过被害人所受的委屈，使被害人注定只能在角落哭泣而已。

罪与罚，一直是人类社会中无解的难题，法律学者、犯罪学者、甚至哲学家永远有数不清的理论，尝试为抽象的「邪恶」与「正义」，建立起一个现实的联结。我并不是学者，身为一个法律实务工作者，我只提出一个个人观点给大家思考：是否真有一种合理的处罚，是足以弥补被害人的恨与委屈？有人对你骂三字经，你希望他得到什么样的处罚？有人偷了你辛苦存钱买的车，你又希望他得到怎样的处罚？有人将车子的消音器拿掉、开车在路上狂飙，还超你的车，你又希望他得到怎样的处罚或是报应呢？

在《彷徨之刃》一书中，当相依为命的女儿被人侵犯后，主角长峰所希望的，又是怎么样的复仇呢？杀了他？阉了他？鸡姦他？或是将他凌迟至死？要到怎么样的程度，才能洗凈被害人被玷污的灵魂？或是才能达成所谓的正义？除此之外，一场悲剧，又只是犯罪者个人的责任吗？如果不是，又为何只由犯罪者单独承担所有罪孽？复仇的火焰又应该烧到哪里呢？溺爱儿子的父母？助纣为虐的可怜虫？或是以前那些被同一人性侵害的受害者（各位或许可以想一想为什么）？

有人可能会看不惯我又大放这种自以为人道的厥词，像我朋友一样问我：「那如果你是长峰，你会怎么样？」比起大三时的想法，我现在的答案几乎相同，只是多加了一句：「我一样会杀了他，只是我不是长峰。」这听起来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，但事实上，若一个社会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性侵害被害人，那保证性侵害的刑度与判刑必定都十分严重，但由于现实社会中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性侵害被害人，法律也只能以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观点出发，无论怎么定，都不可能符合被害人的期待。

又或者是说，如果我是长峰，我会杀了那两个人渣；如果我是警察，我会在逮捕他们时痛打他们一顿；如果我是检察官，我会求处两人十五年以上的徒刑；如果我是法官，我会依据以往的惯例判处十二到十五年的刑度；如果我是辩护律师，我会竭力争取将刑度降到五年以下；如果我是犯罪者的父母，我会坚称我的小孩是清白的。

那如果我只是个读者呢？我会好好欣赏这部作品，然后祈祷这样的事情不要在现实世界中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