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說 難以言喻的哀傷與溫度

<b>生命的谜底</b>

从看完《信》这本小说到开始撰写本文，虽已经过数星期的时间，但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反覆阅读书中往来的书信，然而每次只要读到结尾，仍会难过得不能自已。

一个为了弟弟的学费，铤而走险犯罪杀人的哥哥；一个背负着哥哥期待幸福的枷锁，却也因为哥哥的罪行从此坠入社会歧视的轮迴，不断重複被宿命无情嘲弄历程的弟弟。这样的两个人，因为命运的摆布，同时在有形及无形的牢笼里受苦，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悲剧，在东野圭吾的笔下，没有冷静的凝视，没有批判的烟硝，却多了一点特殊的温柔与无奈。

善于透过谜团再现人性的东野圭吾，这次所要探勘的，不再是人性恶意的极限，不是犯罪的真相与谜底，而是在这样的宿命摆弄下，还有多少人性能存留下来？善意还能在心底摇曳着多少微光？延续着他独特的「人本学」式思考【注：关于东野圭吾的人本学，请参见笔者在其另一作《单恋》的解说〈Ｗ／Ｍ的悲剧〉一文中的说明，在此恕不再赘述。《单恋》亦由独步文化出版。】，在《信》中他想要描绘的，是人所生存的样态，就像小说最后弟弟直贵心中所探问的，「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世上呢？」关于这一切再其实也不过，却也是最难解的「生命的谜底」。

<b>当罪愆沿着血脉蔓延而来</b>

《信》是东野圭吾二○○三年的作品，日文原名《手纸》，它不仅让东野第四度入围直木奖，更创下文库本出版一个月就销售一百万本的辉煌纪录。有别于东野所擅长的推理／犯罪类型的故事结构，《信》自一开始的犯罪事件后，就完全将主轴放置于犯罪者家属的生存问题之上，完全跳脱了类型小说的格局。虽然如此，但在小说的概念上，仍延续着东野圭吾九○年代以后几个重要主题：宿命、自我牺牲与救赎，并将其交织在一起。

自一九九○年的《宿命》后，「宿命」就成为东野圭吾小说世界的重要主旋律，潜伏在他的作品中；《信》中两兄弟的遭遇，尤其充满着宿命的色彩。哥哥刚志因为腰伤无力工作，但又希望能够完成母亲遗愿，逆反家族的阶级宿命，让弟弟直贵上大学念书，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闯空门偷盗；然而他却在得手之后，因想起直贵喜欢吃糖炒栗子，于是折返餐桌拿取，而后竟因腰伤複发无法动弹，一时冲动失手杀了屋主。而此后，直贵背负着杀人兇手家属的身分，在社会上独力求生，经历了求职、爱情、理想的破灭后，他体认到再也无法摆脱这样的羁绊，最后决定走上脱离兄弟关係的决绝终局。

刚志对于糖炒栗子记忆的错置，就像是个悲剧宿命启动的隐喻。若他记得其实爱吃栗子的是已逝的母亲，而非直贵，那么他必定不会滞留在犯罪现场，也不会犯下一连串的错误，然而就从那里开始，两兄弟的命运指针开始拨动，刚志走向监禁，而直贵则走向充满横逆的人生。

编剧家野岛伸司曾在《世纪末之诗》中，对于亲情有过一段相当精採的譬喻：「当长时间一起生活，呼吸相同的空气，相互增生为彼此的血肉，所以一旦分离时，便会感受到血肉分离的痛。【注：野岛伸司，一九六三年出生，新潟人，日本九○年代最重要的人气编剧家。代表作如《101次求婚》、《一个屋檐下》、《美人》、《蛋糕上的草莓》、《黄金保龄球》和《冰上悍将》等，曾以《高校教师》、《人间．失格》及《未成年》校园三部曲写实剧，触及校园师生恋、霸凌、升学等畸形现象，引发社会争议，并三度获得日剧学院奖最佳编剧奖。《世纪末之诗》是他一九九八年秋季档的作品，以竹野内丰、山崎努所主演角色的辩证形式呈现，被誉为野岛伸司纯爱论的至高作。该台词便是出自该剧第四话〈星星王子〉。】」刚志与直贵因为分离而疼痛，但那只是一时的，随着直贵须独力生活，但又得背负着哥哥的罪时，两人的心注定走上歧径，从此远离。

因为刚志被监禁，自此他的时间停滞了，感情也停滞在当初那个牺牲自我，去换取弟弟未来的浓度。但对直贵而言，时间却是疾行的，而且是无情的，当那个感情的对象已经自身旁消失，温度也无法再传递时，残酷与冷漠也随之滋生，直贵再也无法靠着过去与哥哥的回忆、那些已然遥远的亲情，去抵御生活中那些琐碎、但沉重得吓人的恶意与歧视，那沾染了生命的重量，以及因违逆社会道德所点燃的正义怒焰所累积而成的愿力。

更重要的，而且是複杂且无奈的是，那是由哥哥所带来的，由血脉所蔓延过来的罪愆，那里面埋藏着因夺取了他人（死者）等待了一生的幸福，所加总起来庞大时间的遗憾，以致必须以家人的数倍人生来偿还那样深沉的罪的惩罚。虽然那是为了要打造自己的幸福，但却也同时断送了自己的幸福，甚至是生存的基本条件，所以直贵最终必然走向与哥哥断绝关係，割断两人相连的血脉（也就是过去），为了自己的新家庭与生命（象徵着未来的孩子）。当他能够挥别沉重的亲属关係后，才能获得生命的轻盈，以及那轻盈所带来的，给自己妻、女呼吸与喘息的空气。

<b>文字的重量，信纸的温度</b>

当人类世界进入高度数位化的时代，人与人的沟通已经完全依赖msn或e-mail 时，《信》的出现，带来一种怀旧的气息，也让我们逐渐想起，「信件」曾经在我们人类的文化中，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。

「信」对很多人来说，有着不可抹灭的意义。在寻常的日子里，它代表着书写者的问候、关心，有着感情与时间的重量；在战争的时候，它更代表着一种存在与否的宣示，有时它传达了悲伤的消息，记载着生命的消逝，但有时它让收信者感到安慰，透过书写者一笔一画书写的重量，传达了感情与心意，因此也象徵着希望与未来。

而在这本小说中，信纸则成为刚志唯一的自由出口，当他被限制自由时，这是唯一可以传达对弟弟关心的管道，但他只能单向地输出，并等待着迴音。然而他越是强烈地传达他的亲情，却越是提醒了直贵，直贵遭遇的逆境都是他造成的。因此，东野圭吾点出最让人不忍，却最是真实的是，当信不再是感情的连结、生命的接点后，它开始成为无止尽的惩罚，不断地提醒当事人，罪的存在，及惩罚仍在进行中，不曾止歇，更不会消失。信不是希望的延续，反而成为残酷的主体，鞭笞着仅存的情感与人性，直到直贵开始拒绝阅读，再也不愿意收到哥哥的信。

也因此由直贵亲笔写信到断绝音讯，之后又因由实子代笔，以文字处理机接续，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东野圭吾透过这样一个书写媒介的转换，隐喻直贵与刚志心灵关係的变异。从直贵亲笔书写信件，到默许由实子以文书处理机代笔而接续，就像刚志所感受的，由机器打出来的字，冰冷了许多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直贵已经将他的心灵与生命，渐渐地对刚志封闭起来。日文原书名《手纸》，其实点出了这个物件的情感核心，手纸承载着心意，唯有与心血脉相连的手去书写，才能传达真正的内心情感，但当手不再触摸信纸，直贵的心只能寻找另一个表达真我的出口，那便是他的小说中特别的天赋：歌唱。

<b>难以言喻的哀伤</b>

在《信》的电影《手纸》【注：《信》于二○○六年被拍成电影，台湾沿用电影日文原片名《手纸》，由山田孝之、玉山铁二、泽尻英龙华主演，导演则由经典日剧《美丽人生》的名导生野慈朗担任。】中，选用了小田和正一九八二年的名曲〈言叶にできない〉（难以言喻）作为插曲，相当成功地传达出直贵的心情，不论是最初的，还是最终的。

在小说中，东野圭吾很巧妙地选择了两种媒介，作为两兄弟表达自我的主体。刚志因为被监禁，文字书写成为他唯一的诉说方式，也因此禁锢了「信」这样一个「发声」的媒介，文字因而成为刚志的禁咒。然而对于直贵而言，他第一次感觉到自我，便是透过歌声，唯有在歌唱的过程里，他才能拥有喜悦，享受生命中极稀有的轻鬆时刻。

可是，这样的喜悦，终究还是因为哥哥的罪，必然地放弃，自此直贵不再歌唱。然而在此后的人生里，直贵一而再、再而三眼睁睁地看着幸福与安稳的生活，从自己身边流失，这些点点滴滴，虽然直贵从来都没有说出来，却都隐匿在他的身体里、心灵的深处，暗自地低语着，磨折着直贵任何单纯的想望，以及对生命的未来与希望。

但声音终究是直贵唯一能够选择，救赎自我与哥哥的最后媒介，因此他选择了歌唱，作为对哥哥最后的告白。然而，每日在平乏、单一的节奏中被监禁的刚志，如何去了解直贵这些年的痛苦呢？而直贵在这么多年的沉默之后，这么多的艰辛与苦痛之后，又如何向刚志诉说那些怨怼与哀伤？他该向哥哥表达爱？还是恨？见到哥哥该是喜？还是悲？这些无法以二元对立的爱与恨、是与非来解释、说明，这些直贵所经历的庞大残酷体验累积在身体内、心灵层面，当他面对哥哥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时间一起迸现在他眼前，之前拒绝诉说的他如今该怎么说？又能怎么说呢？

正因为亲情仍在，所以唱不出声，正因为兄弟血缘仍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背上，在那从百货公司回家一路为母亲剥栗子壳的风景中，在母亲开怀欢笑的难忘记忆里。所以，直贵终究无法真正地残酷，以声音向哥哥告别，因为那不仅否定了哥哥的存在，更是否定了自己的存在，生命的重重无奈，在那样的寂静中，兀自地喧嚣了。

东野圭吾在这样的结局里，写出了生命的困顿与深度，也写出了难得的「境界」，当人必须为了生存，而斩断唯一的至亲血缘时，那将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叹息与哀伤。但也正因为那样的无可奈何，让东野的小说，不再那么理性冰冷，也少了点疏离冷静，多了些人味，也多了些温度。

虽然只是那么一点小小的温度，却已足够让我对《信》，久久低回不已，而那份感动，始终难以散去。

本文作者介绍

陈国伟，笔名游唱，新世代小说家、推理评论家，现为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。